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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侠之外的金庸,身在江湖

xumeng0032020-11-1614

这是  的第 046 篇推送


1


2016年, 蔡澜到广州为新书《红颜知己》做宣传,在场的记者提及香港“四大才子”的称号,蔡澜当场面色一沉,连忙摆手


才子是人家给的,我自己反对,而且金庸不应该跟我们三个“调皮捣蛋”的人在一起,他是一代宗师,我很尊重他。


这四大才子中,黄霑写了《上海滩》和《沧海一声笑》,蔡澜在嘉禾看遍世事后之谈美食,倪匡是香港最高产的编剧,小说《卫斯理》是多少人的科幻启蒙。


而在蔡澜眼中,和金庸比,他们不过是“调皮捣蛋”。


这“三才子”的心气都很高,说话从来不在意别人看法。三人中又属蔡澜和金庸相处最久,金庸说他人情通达,是唯一可以做到“一笑了之”的人,而他却确确实实见过金庸武侠背后的影响力。


蔡澜曾经陪着金庸参加台北的“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究会”,看到台湾师大数学系教授研究“全真道观和金元数学”,和金庸说《射雕》里的数学理论其实应该还要在过几十年才能出现。他还看到淡水中文教授的论文《金庸版本学》,专门研究金庸小说个版本之间的不同,研究金庸作品和时代的相互影响。


后来内地甚至掀起了“金学研究”风潮,金庸本人却不太喜欢,觉得这是高攀“红学”,让他们换个名字。


金庸笔下的江湖,早就超脱了一般的文学小说,成了华语世界一个神圣的情感投射。


学术界看金庸像珍宝,而自古相轻的文人,看待金庸也像看祖师爷一样。同在才子之列的倪匡,曾经被金庸亲自邀请写《倚天屠龙记》续集。


后来倪匡把这天称为“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”,时不时还拿这件事情出来吹牛,只因为金庸认可他能续写金庸小说。


但同样的,倪匡非常清醒地当场回绝:


如果有一个人,胆敢答应“我来续写”,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,将头睡扁了的


我们内地总有人把倪匡批的一文不值,但是起码在自知之明上,很多人是不及他的。


2018年10月30日,金庸先生去世,享年94岁。一天后,远在非洲的马云发微博悼念:


若无先生,不知是否还会有阿里


这个开了“达摩研究院”,给核心员工起名“十八罗汉”,拉着王菲合唱《风清扬》,时常穿着功夫装的商业巨人,昨晚听到噩耗,应该是落泪了。



2


影响了华语世界的金庸,自己却从来觉得自己“不值得作传”,他觉得自己一生事情太多太过繁杂,那些传记他都不认可,“我不过是个写小说的”。


金庸当然不止是个写小说的。


查(zhā)良镛出自浙江海宁查氏,曾经出过七位进士,五位翰林,是名门之后,徐志摩是他表兄,两位堂兄是民国政府的高官。


战争世界混乱而残酷,人人自危。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金庸,偏偏是个直言者。中学时金庸在校园板报上讽刺训导主任的投降主义被开除,大学时又因为不满学校种种作风,直言批评后又被退学。


这种直言习惯被他带到了香港,1948年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,年轻的金庸指派去了香港,刚刚收获爱情的金庸要求半年后就返回杭州。


(二排左起第二位就是金庸)


谁知一年以后四九城建起,金庸本想着去做新中国做外交官,奈何成分不好,又返港。两年后他被调入《新晚报》做编辑,和陈文统坐在同一张小桌上办公。


你也许没听过陈文统的名字,但你一定听过他的另一个名字:梁羽生。


梁羽生在《新晚报》上连载完自己的武侠小说《龙虎斗京华》,当年的报纸要靠小说来吸引销量,而刚刚完成处女座的梁羽生精疲力尽,实在是写不下去了,就把连载的工作介绍给了金庸。


(二人常在一起下围棋)


金庸对于武侠从不陌生,八九岁就开始沉迷武侠小说,他思来想去,写下《书剑恩仇录》。等到观众们看到天下还有如此吸引人的小说后,《新晚报》一时间风靡全港,一报难求。



但这个时候,武侠小说对于金庸来说还只是一个谋生手段,并没有投注过多热情,他最忧虑的,还是国家。


在那个特殊的时代,香港社会暗流涌动,言论驳杂,人们在报纸上看不到真相,于是36岁那年,金庸出走《新晚报》,创办了四开小报《明报》,原因就是为了能自己说真话。


《明报》几乎掏空了金庸的积蓄,那时就有来自英国,美国的势力想要给他钱,但他通通回绝,“我不做这种下流的交易”。


金庸一人撑起《明报》,他左手写小说,右手写社评。人们不爱看社评,只喜欢看小说,金庸为了让报纸能够办下去,在《明报》上连载《神雕侠侣》,后来这个勉强维持的小报,被他硬生生写成了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。



金庸在香港一直保留着自己曾经“直言者”的信念,一直以来他都是个坚定的反文革者,而他毫无所畏的言论,成了不少人的眼中钉,反对者把炸弹送到《明报》报社门前,让他闭嘴的话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耳朵里,目的就是让他闭嘴。


后来有人问他,当时怕吗?他回答说,当然怕啊,但没办法,已经骑虎难下。


我不想被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!


六七十年代,金庸的小说不仅在大陆被禁,在台湾也被禁。在大陆被禁是因为他办报纸的直言,而在台湾被禁止的原因,却显得格外滑稽。


国民党经历战败,白色恐怖的高压还没远去,对于大陆是一防再防,而当时《射雕英雄传》这本书的名字,被台湾当局联系到了毛主席的“弯弓射大雕”,《天龙八部》里王语嫣随便一句“这是江南蒋家的名招过往云烟啊”,也变成了敏感词。


所以当时的台湾盗版书里,《射雕英雄传》变成了《萍踪侠影录》,作者是绿文,《倚天屠龙记》变成了《至尊刀》。就连人物名字也改了,张无忌变成葛万阳。


在大陆也是一样,虽然金庸小说在香港火的非常早,但一直到80年代市面上大陆才真正有金庸正版武侠小说,此前就连小平同志要看金庸,都要托人从境外购买。


比金庸小说先红的,是84年TVB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此剧一出,金庸的名字彻底传遍大江南北,年轻人们一有机会就拿起来看,那时学术界还掀起了一场关于金庸小说和文学的大讨论。


虽然金庸本人一再否认小说里存在的隐射,但是他本人对政治从不回避,1951年他的父亲被错杀,他哭了三天三夜。1981年北京邀请金庸访问,邓小平亲自接见,说起这段痛苦往事,他对小平同志说:这是改朝换代的悲剧,自己已淡然不记“前仇”。



3


几年前,杨澜飞到香港西北角的一间办公室见金庸,问起金庸小说里主角的变化。


金庸小说一开始是非黑即白的,“好人就是好人”,但越往后发展,他的主人公就越反英雄,从乔峰到韦小宝,金庸到底经历了什么转变?


金庸很坦然,他说自己随着年龄增长,越老越知道了人性复杂,大英雄也会有阴暗面,好人不再单单是好人。1972年《鹿鼎记》完结之后,金庸打电话给古龙,让他来《明报》写武侠连载,自己就此封笔,只写社论。


1976年10月,金庸突然得知大儿子查传侠在美国自杀的消息,那天的社评还没写完,他就一面流着泪,一面写社评。几个月后他修订《倚天屠龙记》,在后记中写到:


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,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,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,张三丰对张翠山、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。


然而,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,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,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,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。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。


此后的金庸,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较真,他带着妻子和好友游遍世界,去他书里的华山论剑,去欧洲喝辛辣低劣的土酒,去追求他一直对自己不满的“学问”,他总结一生,说自己大体是快乐的。


人生对我而言虽然有很多困难,很多挫折,但是大致上是快乐的。


他偶尔因为作品影视化被改得太多而置气,但大多数时候,他就像普通老知识分子,每天花两个小时改自己的小说,花两个小时学外语,其他时间都在读历史书。


2005年,金庸以81岁高龄去英国剑桥求学,本来就是剑桥荣誉博士的他,还是花了五年时间,从硕士念到博士。又过了四年,剑桥给他立碑,立在一个不太好找的小花园,就像是金庸小说里的世外高人,远离尘世。



金庸此生都抵触自传,他没有授权过任何人给他做传,自己也不写,用他的话来说就是“金庸为人所注意的只是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”。


他此生唯一接近自传的,是2000年在《收获》上发表自传体短篇小说,小说中他写到:


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。不过他总是觉得,不应当欺压弱小,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,所以他写武侠小说。


他正在写的时候,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,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。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,哭出声来;


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;


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;


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,大怒拍桌,把手掌也拍痛了。


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,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,旁人有很多,自己也有不少。


写了大半辈子的侠肝义胆,到头来也只能仰天一笑泪光寒。


快意恩仇,儿女情长,这些终究是在港岛一隅金庸的美好向往,这是个古老的中国梦,是个有些天真美好的成人童话。


在金庸的武侠童话里,好人就应该有好报,坏人就应该死无葬身之地。


而在真正在中国土地里生长的文人们眼中的中国,却现实得有些残酷。魔幻和现实,共存在《红高粱》和《秋菊打官司》里,共存在《活着》和《山河故人》里。


这样的内与外,才勾勒出几代人完整的情感投射。


仔细想想,如果没了金庸的武侠,今天的我们会是个什么样子?还会这么崇拜善良正直的大英雄吗?在他的世界里,做了大英雄就有被女孩子喜欢,又有多少人为了找到自己的“蓉儿”和“赵敏”,而努力?


马云说没有金庸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阿里,于你而言,没有金庸又意味着什么?


昨天,金庸办的《明报》发文悼念金庸,全国不知多少人心里默念“快出来辟谣啊!”,然后在确认消息后默然流泪。


还好我们都明白,虽然这位大侠永远离开了江湖,但是往后的日子,江湖都会流传着他的传说。


感谢您的耐心阅读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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